【编者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青年的觉醒和奋起是与中国近代爱国民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团一大的召开是先进青年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高潮，也成为了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本报将从本期起持续刊登团一大青年运动历史，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对中国共青团使命担当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放飞青春梦想，锤炼青春品格。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敬告青年》

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敬告青年》。次年，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并以此为题写下一篇发刊词，呼吁青年朋友要当“新青年”。

“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新青年究竟新在哪里？相较于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的年代，《新青年》创刊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逼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离京奔逃，一口气跑到西安才落下脚来。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换得八国联军退兵。面对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清廷下令实行“新政”，很多维新变法中的举措又被再度施行，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废除了持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环伺，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儒家的这一套知识系统已难以应对新世界的变化。在戊戌变法中，清政府已下令废除了八股取士，改革了考试内容。到1905年，科举制度也被废止，随之而来的是新式学堂大兴。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规定无论官费、自费，概以进士、举人、贡生等功名赏赐留学归来者。于是，出国留洋也蔚然成风。

在新式学堂、教会学校以及出国留学的青年学生知识体系里，多了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多了外国异域的语言文化、多了迥然不同的政治思想，而传统的“孔孟之道”却逐渐弱化。政府的软弱无能加上西方学说的冲击，均加强了“新青年”与朝廷之间的“离心力”。

此外，科举时代以各地私塾为培养“学生”的主要机构，一般规模较小。参加考试之前，各考生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流的可能。直到考中功名、同朝为官，才开始攀附同乡、同年的交情。而大兴学堂之后，各地学生聚居一处，相互往来密切，常常形成由年龄、经历、地位相近者组成的同辈群体，群体意识渐渐形成。同辈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容易激发出本能的民主要求。

在救国图存的总目标下，新式学生对传统学问逐渐淡漠，更倾向于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当时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就读的学生便大声疾呼：“一国之事，一国人共谋之。今政府既不能为民平乱，则国民起而自平之，乃吾侪之天职。”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趋向下，各地学潮此起彼伏。新式学堂学生、教会学校学生以及留学生群体，后来基本上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的主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广大新青年除了因废科举、办新学堂带来其知识体系的巨大变化外，求学目标和出路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辛亥革命以后“学而优则仕”的渠道被堵死，新式教育的扩张速度也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于是，这一代的知识青年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出路问题。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对个人前途迷茫的愤懑。

这时，皇权已经坍塌。虽然共和的理想并未真正实现，但观念已深入人心。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掀起的反抗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这为苦苦寻觅救国救民道路的新青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洋务运动所带来的是器物的变化，戊戌变法所带来的是制度的松动，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彻底的思想观念的改变。这种变化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资料来源：《团一大青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