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召唤一切有志报国的中国青年立即行动起来。1922年，在全国各地陆续恢复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同时，中共中央局和团临时中央局也在着手筹备召开团一大，帮助青年运动完成思想与组织上的统一。然而一封来自遥远羊城的信件，带着木棉的芬芳红艳，传到了黄浦江畔的上海，改变了正在筹备的会议的预定日程。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是寒夜中的星火，是珠江畔的潮音，也是盛开在南粤大地的一束新花。

1922年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代理书记的名义给各地发出通知，准备于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

1922年3月6日，中共广东支部领导人谭平山写信给团临时中央局书记施存统，报告各地青年团组织的恢复情况，在信的最后说“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正是这封信不仅改变了团一大的筹备计划，也开启了青运史上的重要一页。

1922年4月，达林、张太雷和蔡和森三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汕头的旅馆里泡了整整三天，忍受着蚊虫的叮咬，伏案疾书，一鼓作气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的草案等材料的起草工作。这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团组织的第一份团纲和团章草案。

1922年4月26日，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抵达广州，他们看见了谭平山信中说的“比较自由的广州”。街边的报童已经在散发团一大即将于5月5日在东园召开的消息。广州这座充满青春活力的城市，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意义非凡的会议。

团一大选择在5月5日召开，有着重要含义。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团一大确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在大会筹备期间，各地团组织都认真举行会议，推选出参加团一大的代表。广州，在1922年的初夏，成为全中国青年最瞩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