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 6 月 25 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体育场，人声鼎沸，看台上蓝白与橙色旗帜交相飘扬。绿茵场中两军激烈对垒，肯佩斯一记精彩的进球把现场的气氛推至顶峰。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的世界杯画面。2018，世界杯已经陪中国人走过了40个年头。

这个四年一度的盛宴，是许多人足球情结的开始。时间更迭，从七零后到九零后，对足球的热情从 断绝。

“足球是战争最好的模拟”

1990 年，意大利的夏天，是刘颂杰足球热情的发端。

“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就跑到同学家里去看球。”还在上初中的他，经常阅读表哥带来的《体坛周报》，里面关于世界杯那些扣人心弦的描述，让他对足球深深地着了迷。众星云集的球场中， 阿根廷人迭戈·马拉多纳给他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1994年，刘颂杰18岁。作为一名阿根廷拥趸，他最喜欢阿根廷小组赛对阵希腊时那个漂亮的团队进球。“禁区前多人传递，最后由马拉多纳抽身劲射将球送入网窝，进球后狂喜的氛围从电视荧幕传递到了身边。”说起往事，他仍然表现出了十足的激动。

2010年，他作为一名新闻媒体人，亲身来到了南非世界杯现场对赛事进行报道。这是世界杯第一次在非洲举办，足球跨越了国界和种族，“包括朝鲜也参加了比赛”，对于他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作为客串的特邀足球记者，除了足球赛本身，他也非常关注非洲、参赛国家的人文、政治。

他曾跟随朝鲜队采访，也曾深入南非贫民窟。从贫民窟的赤脚儿童，到世界杯看台上特别组织起来的朝鲜外派劳工助威团，无一例外都表现出的对足球的狂热让他明白了足球作为一门“世界语言”的独特魔力。

也是在这一年，他球迷生涯中绕不开的偶像马拉多纳，在阔别赛场多年之后，以阿根廷队主教练的身份，重新披上戎装，带队远征南非，“有时候想想，这真的是巧合又奇妙的事情”。

在阿根廷队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他是一个十足的性情中人。”回忆起与偶像见面的场景，他如此说道。

马拉多纳刚进发布会现场，便发现了一位熟识的记者朋友。“他以‘跨栏’姿势小跑飞越采访隔离区，径直给了老伙计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不敢想象，这是被人奉为“球王”，在足球界“教父”一般的存在。“老马在哪里都是焦点人物。”不过，之后在开普敦的德阿四分之一大战中，阿根廷惨败。在场边目睹了这一败局，刘颂杰不得不承认，马拉多纳作为一名主教练还欠缺很多；阿根廷人似乎在精气神上和德意志人也有距离，“这个国家赋予了足球太多外在的东西，显得太沉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继续支持蓝白军团。

“我一直觉得足球是和平年代对战争最好的模拟，团队配合，一攻一防之间的魅力是无穷的……”刘颂杰坦言，正是对足球的热爱，使得他获得了客串足球记者去报道世界杯的机会。他至今仍觉得，南非之行是“人生的巅峰时刻”。

足球早已超越“体育”

对于 90 后的尤方明来说，2006 年世界杯葡萄牙点球淘汰英格兰的比赛让他印象深刻。贝克汉姆的眼泪牵动人心，里卡多三次扑点更让他从此爱上了守门员这个位置。

2014 年，他所在的球队，拿下了学校院系赛冠军，这是他大学生涯的高光时刻。然而三年前他面对的可不是这样。

2011 年，他进入高中。七年的看球经历让他对足球热爱至深，仅仅作为一名球迷或者看客无法令他满足。于是他决定追随里卡多的步伐，带上守门员手套，成为本方后场最后一道防线。

但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足球氛围不甚浓厚的高中校园里，一切几乎需要从零开始。缺少校方支持，他就和同样热爱这项运动的伙伴一起刻苦训练。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他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这支队伍几乎以一己之力闯入了福建省省赛，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历史。从此，足球成为他高中校园的标志之一。这群昔日的“拓荒者”们，在随后的大学校园里也成长为各自球队的中坚力量，能够独当一面，这让他颇为自豪。

2014 年，他来到广州上大学。就读的新闻学院男生很少，“球队的的纸面实力并不是很强”。或许是一种意志上的支撑吧，最终，他和球队夺得了当年院系杯赛的冠军。

后来的他，接过了队长袖标，“这培养了我的团队精神与领袖气质”。遇到胶着的比赛场面，也渐渐学会以冷静的态度面对；处理突发事件，调度人员轮换，也慢慢得心应手。

对他来说，足球早已超越了本身，里面包含着磨练和成熟、交织的泪和汗，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

“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个人英雄主义被打倒了。只有去传球，去相信队友，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不只是球迷

刘颂杰在南非世界杯见到偶像的高光时刻，实际上是伴随着爱好和事业相结合的。而如今的尤方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2018 年，即将大四毕业的尤方明，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走访、调研，完成了一份以广州草根足球文化为主题的毕业设计。尽管遭遇采访被拒等阻力，他最终和团队的小伙伴们成功地把选题变成了一本厚重的电子杂志与一个时长半小时的纪录片上。在答辩中，他们的毕设获得了“优等”成绩。而刘颂杰，是他的导师。

离开记者岗位后，刘颂杰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忙于学术科研，带学生做新闻。不过，他没有忘记足球。在大学里，他和同事们一起组建了规范的足球队，并且担任教工队的队长。秉持着对足球一以贯之的热爱，他十分注重队伍的建设，教工队逐步由一个松散的组织变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团体。“即便和体力很好的年轻小伙子比赛，我们也能打成五五开。”他笑着说道。“队长身份还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压能力”，面对球场上在所难免的碰撞，他不再是大学时代与对方冲突争执的愣头青小伙子，更多时候，他表现得理性而稳重。

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二人极为相似：新闻媒体人，球队领袖，以及狂热的足球爱好者。多重身份的交织重叠，让他们对足球文化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刻理解。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不甘做单纯的球迷，他们尽力将生活与足球相联系，去展现自己对足球的独特理解。

说到对待足球的态度，刘颂杰说道，“国家认同、社区认同与足球文化紧密相连，足球背后包含了更多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尤方明则引用了《极度狂热》中的一段话，“请对他们宽容，请容忍这些将一个体育活动的某个时刻描述成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时刻的人。我们并不是缺少想象力，我们也不是过着悲惨和贫困的生活；只是现实生活比较苍白，比较无味，没有那么多可能的，预料不到的极度狂热。”

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球迷的最诚挚的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