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彤
  

“我们希望为这些亚洲年轻人讲述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10 月16 日，美国探索亚太电视网副总裁魏克然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解释，拍摄《中国：习近平时代》（China：Time of Xi）一片，探索频道着重考虑的是亚洲地区的年轻观众。

同日，这部由探索频道出品、英国子午线制作公司承制的电视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完成首播。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播出系统解读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节目。

10 月18 日开幕的十九大是全世界的焦点，十九大开幕前，不少国外媒体已高度关注。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年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成为新的命题。

近日，《广州青年报• 大学城事》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涛面对面，请他从专业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Q=《广州青年报• 大学城事》

L= 刘涛

Q: 十九大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网上特别多点赞中国的视频记录，比如全球知名院士、国际组织领导人点赞中国，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L: 我们知道这大多属于宣传片。因为宣传是很正常的，每个国家都需要公关宣传，而且宣传是一种非常有效地去传递国家形象，进行跨文化交流，非常关键的一种媒介途径。那么它既然是一种宣传的话，就意味着我站在我的立场上传播，希望让对方能够理解，能够接纳能够认同。这个是全世界的通用做法，美国也会这样去做，欧洲国家都会这样去做。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把它定位在什么层面上。它是一个宣传品，承载着宣传功能，就像我们做广告产品一样，是这样一个逻辑。

Q: 按照空间文本的定义，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也属于空间文本范畴呢？其中视觉修辞又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L:“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地缘意义上的版图规划，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这样一个对世界秩序进行重构，或者介入原有秩序、主动发出话语权的国家实践，我觉得本身非常好。具体说到内容的话，就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文本形态了。

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地缘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层面的倡议。而我们讲的视觉修辞是一种具体的空间形态，是物理空间。这个物理空间我们该怎么去改造。举个孔子学院的例子，怎样去打造它的内容？如果一进去就给人们讲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五千年的历史，或者将那些大的东西，西方人不一定能理解和接受。那你就需要从空间的构造、设计，里面所呈现的问题上琢磨问题。

又比如从事件的角度来说，孔子学院会做很多活动，例如中国文化节等。这当中的关键是也是要讲修辞，事件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图像，通过图像去凝缩整个的主题，然后让他看到这样一个图像之后，对你所表达的主题有一种深切的认同感，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以往很多活动是表演性的，就是“我们给你们表演我们中国的太极、中国的书法”，是一种表演性的。现在对空间叙事来说，非常关键的是沉浸式、参与式，让它从观看结构转化为参与结构。参与结构又意味着，在活动当中、共同的对话体系当中完成事情。这样对方就不再是一种猎奇的观看，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交流。

Q: 所以对话式交流也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一大特点？

L: 肯定是这样。你看我们现在讲修辞，古典修辞就是一个劝服，persuation。到新修辞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讲认同。就是说，你说服对方的前提是什么？是对方能够接纳你，能够认同这样一个内容。现在则在一个对话、认同的层面来沟通，这才是非常关键、重要的基本的交往实践原则。

所以说，以往修辞研究的范畴和后来的研究范畴已经不太一样。今天跨文化交流最基本的就是对话。因为存在很多文化区隔，很多地方的对话壁垒是非常坚实的。人的认知是分层次的，像个金字塔一样，最底层的是感觉，上面是态度，在上面是知识、行为，在上面是信念、价值观。你会发现金字塔的下面很容易改变，而价值value、belief、behavior，这些是很难改变的。所以从下到上改变难度是依次增强的。在这个框架当中，你要和对方沟通，首先要明白是在哪个层面上沟通，如果你一开始就处在价值观层面的问题，没法沟通。所以现在一步步来，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谈起。这里面就有一个跨文化交流非常关键的原则——寻求文化对话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我们讲转变话语方式。我觉得转变话语方式非常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从过去的外宣式话语方式转向对话式、交流、沟通式的话语方式。

Q: 如今官方话语中也会使用像圈粉、暖男这些流行语，这也算是修辞的一种吗？

L: 你看最开始的“习大大”这个称呼。你想，“大大”是什么意思，是陕西方言中类似“叔叔”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兄弟，听起来拉近距离。这种沟通方式，或者说他对人产生的那种亲近感非常重要。它生产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生产出来就放在那，而是要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里面去，重新编织社会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领导人的形象改变，离不开话语方式的改变。

Q: 习总书记很早就提出要“讲中国故事”。你是擅长讲故事的人，你认为中国应该怎样讲好自己的故事？怎样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L: 提出“讲中国故事”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国际话语权。以前我们“挨打”、“挨饿”，后来“挨骂”，现在我们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别人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强大的话语权去塑造我们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习总书记

8•19 讲话和2•19 讲话都提出了建设国际话语权。“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梦”有直接的逻辑关联性。现在要把我们的东西讲出来，那怎样去呈现它，怎样让对方去接纳你。讲故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话语呈现方式。

故事是什么？它既是一种文体形态，同时还是一种表达方式、话语媒介，就意味着，我们把想讲的东西融在一个故事框架当中，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它讲出来，这种东西是什么，一般来说就是中国话语。讲故事不是落点，讲故事只是一种过程，是一个媒介、方式，落点是中国的道理、中国的话语。就是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根本性的认知观念或者说是表达方式，这才是核心。通过讲故事将一个道理融入在故事的框架当中。

故事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号召力，塑造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甚至在很多时候形成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理解方式、理解框架。准确来说故事就是一种戏剧化的表达形态，讲故事能吸引住人。所以于丹讲《论语心得》，不管别的怎样，它所传递的道理都是通过讲故事的讲明白的，这些故事都是精心策划、设计的。所以很多人看完《论语》忘得差不多，但故事还记着。只要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它就会反反复复地发挥作用、给你一些影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方式。

Q: 那如何将这个故事讲得生动呢？

L: 这就涉及到一些讲故事的策略。

首先要讲事实。事实在很多时候是有感染力的，它可以渲染一些争议。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争议，需要把问题的核心找出来，然后通过讲事实把所有的质疑点一一证明。然后要讲情感。情感就是故事的一种修辞方式，这都是通

用的，好莱坞讲道理也会通过情感。再比如《舌尖上的中国》讲食物，但里面很关键的是中国文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的根，那食物就飘在上面。但把它放在文化的根系之上，就是文化结构上长出来的对应物。而文化比较深奥，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那我们通过讲故事来讲文化，而往往把文化放入情感的框架中去。

再次要讲道理。故事讲完，感动之余要有东西可以沉淀下来。《舌尖上的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它讲东北查干湖捕鱼，捕鱼非常符合故事化，在冰下捕鱼、走网，过程三起三落，符合故事的戏剧的要求。然后有人物、情感。最关键的是，让别人看到中国有鱼，到冰下去捕鱼很厉害。就这样吗？显然是不行的。别人看完感慨之余，应该有文化的东西沉淀。比如说，捕鱼时用六寸大的渔网。大鱼全捕上来了，小鱼还可以继续长。所以当地有一种古训叫做猎杀不绝，反映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念。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沉淀了一个古老的生态的思想，而这种生态思想其实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你会发现，故事里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的支撑，光这样一种话语本质的追问，炫完以后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文化走出去，或者中国话语的传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明确我们的话语内容是什么，就是你要给对方讲什么东西。只有明确了你的话语内容，才可以去琢磨形式、方法、媒介的问题。对我们的东西要有清晰的界定，比如说“中国梦”，就需要对中国梦有非常清晰的界定。界定之后再去找一些媒介化的方式进行有效呈现。所以今天讲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根本性的看法、主张是什么，在很多时候需要从话语层面跟对方对话，不能自说自话。

Q: 我们与国外对话需要找到的共通点是什么？

L: 这和话语方式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一带一路”倡议，里面如“命运共同体”等都可以对话。我们需要共赢，所有做的这些主题都是共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让对方看到受益的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大家共同做的事情，成功属于大家，命运属于人类。每个国家都能从中收益。只有把核心话语找到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思考。D: 寻求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此增加与适当的老师分享和共事的机会。要主动。要轻松愉快。要言之有物。要积累共同经。

Q: 近五年以来，我国的对话体系有什么大的变化吗？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L: 中国目前非常重视这种话语建设。中国是有一些非常丰富的概念，话语形式非常多。我们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内容，开始尝试去跟世界进行对话，尝试让中国话语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这个努力非常可贵。跟以往来比还是有很大的突破，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把它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国家高度，布局、观念都值得肯定。

刘涛简介：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一名战斗在一线的新闻记者，到如今身居高校，刘老师做出过许多优秀的深度报道新闻作品，也作为独立或第一作者在SSCI、CSSCI 上发表了40余篇论文，教学上还获得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