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观看《俞秀松生平展》。

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5周年，联合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党史学会、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等机构，共同缅怀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回顾“团一大”红色历史。

 明天，中国共青团将迎来95岁生日。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5周年、“五四”运动98周年，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党史学会、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等联合举办的《秀松长青——革命先驱俞秀松生平展》于昨日（5月3日）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面向公众开放，引导全市广大团员青年追随革命先驱的奋斗足迹，回溯“团一大”的那段红色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

采写：本报记者胡媛媛

革命先驱俞秀松生平展将免费开放至7月中旬

5月3日起，展览正式向市民开放，展出内容包括有250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俞秀松生前使用过的笔筒、镇纸、柯达相机等实物。此次人物展将免费开放到7月15日，旨在通过俞秀松的成长经历及革命事迹，回顾党团光辉历程的点滴片段，引导全市广大团员青年深刻认识和全面了解中国共青团建团95年来的光辉历程，缅怀革命先驱，继承革命传统。

据悉，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团中央书记，他忠于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业绩。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召开，俞秀松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和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团一大”，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执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时至今日，团一大纪念广场的纪念碑座上仍刻有当年群英聚东园，“团一大”全体代表群策群力研定纲领，制定章程的会议场景。“这些革命先辈们的创业精神，尤其是牺牲精神影响深远，激励和鼓舞了一代代青年人觉醒和奋起，对于当代的青年人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连莎表示。

团市委发起史料寻访之旅还原“团一大”历史

近年来，为力求真实地还原“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会议情况、人物及其重要影响，团市委发起了多次“团一大”史料搜集寻访之旅。最近一次在2014年，广州青运史研究工作人员远赴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寻找红色足迹，取得了一批上世纪20年代珍贵的早期党团组织活动档案资料，受到业内专家、学者及相关党团组织的热切关注。

在寻档的过程中，俄罗斯寻档组发现了青年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团的证据和双方密切往来的信件，这些资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团一大召开的重要历史背景资料，绝大部分为首次发现，是研究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及关系极为重要的资料。历史证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1922年5月在广州东园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考验和锻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后，中国共青团仍将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前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目前，团广州市委直属管理的团组织共93个，全市基层团组织22330个，其中基层团委894个、基层团工委150个、团总支1369个、团支部19917个；全市共有省外、省内市外驻穗团工委37个；全市团干部数16084人；全市14—35周岁青年常住人口539.2万人；由广州管理的团员共40.73万人，其中全市市属在校学生团员27.6万人，占广州管理团员总数的67.76%。

广州自由政治气氛促成“团一大”1922年在东园召开

经史料证实，“团一大”是在广州历史名园——东园召开的。据《东园路上忆东园》介绍，“在广东沿江东路之北，有东园路、东园横路和东园后街，这些地均得名于历史名园——东园”。书中提到，东园一带在一百年前，还是江边浅滩。清代末年，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曾建于园内，东园作为清末广州著名园林之一，占地面积达2.4万多平方米。广州历史丛书《广州觅胜》也有一篇《多少往事说东园》的文章，谈及东园历史时是这样描述的：“在广州的近代史上，东园是民国初年广州民众集会和娱乐活动的一处重要场所，又是一处非常著名的革命广场，是一系列重大历史活动的发生地”。

1922年，中共中央局和团上海临时中央局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在着手筹备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团。1922年2月，上海团临时中央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准备于4月在上海召开“团一大”。同年3月，中共广东支部领导人谭平山写信给团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施存统，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为什么说广州“比较的自由”呢？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孙中山再次建政广州后，广州军政府就废除了袁世凯制定的《治安警察条例》，陈独秀当时就在广州，评论说“就像解除了颈子上一条大而且重的铁链”。长期从事中国青年运动史专家、原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洸也表示，“这也与广东共青团前辈们，胸怀全国大局，敢于担当‘团一大’的东道主重任，乐于为全团服务的肯于奉献的品格与精神有关。”所以广州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革命团体开展活动未受限制。可以说，正是谭平山的那封信，为广州请来了“团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