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林志

四个知识分子为了改变中国农村“贫、愚、弱、私”的“四大病”，创办乡村学校，因为远离水源需要驴拉车取水而将驴虚报为老师获得教育部的补助，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巡视检查，知识分子们兵荒马乱。这是最近热映的《驴得水》讲述的故事，这是部由舞台剧改编的电影。2012年舞台剧巡演时，宣传单上曾印上一行小字“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导演在解释这句宣传词时说，“ 面对社会，知识分子相当没有行动力，是最无力而容易妥协的。”在喜剧的表面下，我看到的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被驯服的历史。

不再万能的口号

电影以张一曼的“我要睡服你”为界限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观众是在欢笑中渡过的，后半段却荒诞和悲剧起来。观众发现这四位可爱的老师渐渐得开始令人厌恶进而疯狂起来。渐妥协，屈服，被“改造”，终于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脾气”。前半部分观众是在欢笑中渡过的，后半段却荒诞和悲剧起来。观众发现这四位可爱的老师渐渐得开始令人厌恶进而疯狂起来。

“你凭什么用你的道德标准，绑架我的利益”

首先被“驯服”的知识分子是裴魁山，他对张一曼的爱恋与他自身的“道德律令”使他陷入纠结，他爱着张一曼，他希望张一曼放弃自身对性开放的生活态度，他相信自己有道德义务与能力去纠正这种“放荡”的生活方式，当他的真情流露被张一曼拒绝，张一曼继续着自己对于性的开放态度时，他现实不借纠结进而迷茫，随后他“醒悟”了，他放弃了被冲击的支离破碎的道德观，他明白了只有金钱的利益是实在的，就像在周铁男号召大家集资扩建校舍时他说的一样，“你凭什么用我的道德标准，去绑架我的利益”。

电影里形象最丰满的角色当属张一曼，她有着超越时代的生活观念，她自主地支配着身体，对性的开放态度让爱慕者裴魁山由爱生恨，让铜匠走向疯狂。她唱着歌儿，房间里贴满电影海报，用富余的钱添购留声机，她来到乡村更多地是因为向往这种自由，她饱受他人对她生活方式的羞辱和谩骂，依然可以把大蒜的皮洒向空中当作雪。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属于闲云野鹤般无害的知识分子，然而悲剧并不会放过她。

成为“重要人物”的铜匠在特派员的撑腰下想要报复这个把她当作“牲口”的女人，他要求老师们批斗张一曼，批斗到他满意为止，裴魁山积极参与，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周铁男不得已自贬知识分子为“臭垃圾”、“臭狗屎”，但这还不够，张一曼必须要自己骂自己。铜匠提出最后一个要求，剪掉她的头发，于是校长动手，将张一曼最珍视的头发一点点剪掉，直到铜匠眼中“打着卷的好看的头发”变成了“飞机头”，张一曼终于崩溃了，她看着镜子中被剪发后的自己，失掉了自己的全部尊严。

她再面对校长，本能似的跪下，念念有词“我已经改造好了”，她被关进房间，反复念叨着校长的嘱咐“什么也不要听，什么也不要管，校服没做好就别出来”。这简直已经不像是1942年的语言了。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过去的就过去吧，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电影的结尾，事情最终败露，张一曼用捡来的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校长、周铁男、裴魁山记了处分但保住了学校，他们留了下来，假装过去无事发生。由无知识到有知识的铜匠在作威作福指导批斗后被特派员怒斥：“你记住你是个铜匠，还想升天啊？”校长的女儿，那位试图向教育部检举来结束闹剧的女学生，坐着驴车离开了，奔赴延安，一如32岁逃离南京奔赴延安的丁玲在内的众多的知识分子们，带着美好社会的希望。

临行前，校长对女儿说：“过去的就过去吧，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镜头拉近，一个女儿的特写。

“过去的如果就这么过去了，那以后只会越来越糟。”

邹林志

要解决“吃人井”的问题，根本办法是要回归到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要建立废井强制填埋制度，统一管理、精确销毁。

“吃人井”到底归谁管？这要从挖井的产生讲起

时评

11月10日，当河北省蠡县坠井男童被救援人员从井底找到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这场牵动了许多人的救援行动，在持续107小时后宣告结束。行动结束了，反思却才开始，农村这些“吃人井”到底谁来管？有媒体采访了水利厅、农业厅、住建厅，出人意料的，它们的答案一致都是“管不了”。

说意外其实也不意外。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想必清楚，农村井基本上都是“自由井”，无论是吃水井、灌溉井，通常都自主规划、按需打井。与此对应的是管理宽泛，水利部门一般只负责区域取水是否符合城镇建设规划和水资源利用规划。管理默许，而需求旺盛，“自由井”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的一般管理原则即为“谁投资、谁使用、谁管理”。

按照所有权明确责任主体，这是公序良俗。可是“吃人井”为何还是层出不穷？答案藏在现实规律中。这个规律为：“吃人”虽然常见，但按照区域、时间来分布，大体上还是阶段性、偶发性事件。凡是对水井管理异常重视的村庄，都可能是因为本村或者近邻发生了坠井事件。

用良俗原则来处理“吃人井”事宜，灾难就不会有尽头，村民的自律自省并不天然可靠。这一点，还要站在村民“原子化”的大背景下来揣摩。所谓“原子化”，是指村民由集体向个体转变的过程。过去农民都非常依赖土地，灌溉、吃水事宜关乎集体利益，大家都是以集体名义修水库、向水源地买水；当农民分地比较细碎，甚至不需要以种地为生时，打井自然衍生成“按需制”，管理责任也摊派给个人。就这样，在对于废弃井进行销毁、填埋需要一定成本的情形下，个体责任全靠自觉，而这并不一定优于集体决定。

农民爱打井、乱打井，也正是在税费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为规范农村乱收费行为，中央从2001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固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使得部分行为变得乱序——就拿吃水行为来说，兴修农田水利一般是集资行为，大家共同决定打井或者买水；但如果都靠自己解决，村民合作不再顺畅，他们必然倾向于自己打井。

回到主体责任上来说，按照所有权决定责任，只能解决赔偿问题；但“吃人井”问题的背后，是农村取水用水的大问题。只要村民作为松散责任主体的问题不解决，打井现象依然会存在，填井也不见得有效率。因此，要解决“吃人井”的问题，根本办法是要回归到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要建立废井强制填埋制度，统一管理、精确销毁。除了填井，政府还能做些什么？答案有很多，比如科学决策挖井区域，登记挖井行为，进行水源检测和跟踪，使得村民用水变得更加放心与安全。

王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