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和他的相声，已经紧紧地和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郭德纲是他们的代表，关注郭德纲、谈论郭德纲、甚至批判郭德纲，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固了这个阶层的自我认同。这个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并没有很高的经济实力，但具备通过群体行为影响文化舆论、甚至重塑审美基础的能量。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力，也不愿意以太过高尚的情调来展示自我。他们或许期望听一听古典音乐或是学习一些美术的鉴赏功课，但对“高雅”一词嗤之以鼻。

郭德纲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我们”的心理，将其捏合成一个群体，并不断地通过创造敌人来强化这个群体的认同感。在郭德纲早期的录音中，很明显能够从观众的笑声中判断，其主要观众还是以中年男性为主。这是一批真正的草根民众，真正熟悉相声、热爱相声的普通市民。郭德纲口中经常念叨的“衣食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说，指的其实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会因为郭的出场而疯狂呼号，他们的笑声，是真正检验包袱好坏的标准。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从08年之后，我们很难再找到一段能够达到《我这一辈子》、《我要幸福》、《西征梦》水准的对口相声。小人物已经不是郭德纲讽刺或是揶揄的对象，因为他已失去了这样的生活和经历。

郭德纲掌握了相声的话语权，因为那一批真正懂相声的观众已经离去。新的相声观众阶层，大多是一些甚至连马三立、侯宝林相声都没听过的年轻人。这些人慕郭德纲之名而来，从郭德纲这里获得相声知识，相声规则，相声的一切。

凭心而论，郭德纲批评得不无道理。但这段话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其对相声演员出身的嬉笑怒骂，而在于通过这样的指证和评判，成功地给自己贴上了正统相声的合法性身份标签。同时，他让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我们”相信：世上只有郭德纲说的才是原汁原味的相声，世上只有郭德纲，才能挽救相声于水火之中。

除此之外，郭德纲还多次普及单口相声中“八大棍”的术语背景，真正的评书应该怎么说，真正的唱应该怎么唱，以及真正的大鼓书应该怎么说。他很明白，反正他所面对的这些听众，肯定没听过太平歌词，没听过什么大鼓，对这些对传统曲艺几乎一片白纸一样的孩子，他说是啥，就是啥。正因如此，郭氏高亢洪亮的唱腔，几乎成了这些新相声观众评价这些曲艺的唯一标准。

“只有三俗才可笑”，让老舍和侯宝林一代相声人情何以堪。回顾那一代艺人所致力的净化相声运动，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作品，不俗不脏，同样非常精彩，如《夜行记》、《买猴》、《关公战秦琼》等等。诚然，相声这门曲艺出身卑贱，以黄段子而谋求最初的生存。但渡过了卑贱的草创阶段，相声艺人们从中凝炼出了丰厚的语言模式之后，到了侯宝林一代，语言本身的艺术性和幽默性能够取代以低俗内容为主的逗笑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并以恶俗来对抗“他们”的批判。郭氏话语将相声本身与三俗划等号，并通过他的观众和追随者，进一步夯实这样的理念。任何对这样的理念有所质疑的人，往往会迅速被戴上“卫道士”之类的帽子，并被划进“主流相声”、“高雅的人”这样的黑名单。郭德纲虽然没有直接掌控媒体的力量，但他已经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相声界的真理”，他的“知识”，已经不容质疑。

（本文转自微信号：微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