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

这部剧播出之前是以都市职场女性剧来宣传的，从这个定位可以看出，这部剧的主体是女性，主题是都市职场。主题可以理解为对女性主体的颂歌。主体，从哲学角度而言，与“客体”相对，指对生活和未来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那么，《欢乐颂》中的女性真的是主体吗？以剧中处于较高阶层的两位女性曲筱绡和安迪为例，曲筱绡，精灵古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初入商海的小老板，古灵精怪，通晓人情世故。从她回国的第一天起，竞标成功，当上老板，顺风顺水。但是，她所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的权威，运作本金来自于身家超群的父亲，人脉资源来自于一直喜欢着她的男性好朋友姚滨。如果剔除背后这些男性的支撑，曲筱绡的“成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面目呢？

观众不难看出，剧中所体现的真正有力量、有决定权的还是男性角色，“成功”的曲筱绡其实仍然只是一个“第二性”。曲筱绡的家庭条件极其优越，原本可以给她最优质的教育，培养她作为主体的独立的性格和精神，电视剧本可以给我们塑造一个有思想、有学识、有能力的资产阶级女性主体。但是，她被电视剧打造成了一个凡是只会向男人开口求救，并且瞧不起女性的人。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会意识到，她被男性的奴役的程度，跟那些她看不起的女性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本质的区别。

安迪是一个有能力有话语权的女性角色，她是从纽约归国的高级商业精英，投资公司的高管，在剧中是高智商、低情商的代表。然而整个电视剧也并没有呈现出安迪在工作或生活中有多么卓越的能力和闪光点，安排更多的情节是安迪通过老谭的关系参加经济界人士论坛，找寻自己失散的弟弟，最后在老谭的帮助下换房换车。

安迪和曲筱绡只是两个作为“高级女人”的客体，依附着高阶级的男性。电视中对上层阶级的尊崇优先于性别的设定，男性通过把所谓“高级女性”设定在上层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即大多数观众觉得她们两位似乎有着独立的自我。但实际上，她们不过是依附于上层阶级的客体。

相对于安迪和曲筱绡，我对樊胜美这个角色更带有主观情感的怜悯。首先，樊胜美被“穷不可怕，贪才可怕”的论调污名化，编剧和导演在塑造她的时候，是带着对底层打拼女性的厌恶的而不是真正的同情的。她作为从乡村在大城市打拼的女孩，在叙事中被压到最底端，在情节发展中被名正言顺地拆穿、嘲笑。

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男权制社会，只有男性对金钱地位的欲望是合理的，放在女性身上就是物质主义、拜金。出身微寒的人内心更自尊敏感，樊胜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或许会让观众觉得不值得同情，电视剧的情感导向设置，是要让观众觉得这类女性是利用性别优势走捷径摆脱困境。樊胜美同时还承受着男权家庭带给她的不幸，她说“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这部剧打着为女性代言的旗号来强化大众男强女弱的观念，它本应通过情节和叙事宣布：女性是主体，独立的主体，在任何时候、在经济、政治、婚姻、生育等诸方面都要追求自己平等的权利。但是，它走向的却是女性主义的反面，甚至是一种倒退。对于女性观众，我觉得在观剧时要同时警惕两种行为，一是不要被男性的赞美所迷惑，正如波伏瓦所言，男性其实不想对女性的处境承担任何责任，二是不要做把女性变成劣等性别的共谋，女性需要通过自强自立成为主体。

女性要成为主体，要警惕不是成为男性自私的主体，而是既自为又关怀对方，既实现自我又尊重他人的自由。以这种的“女性主义”角度来观照女性主体的实现，或许能规避这些伪女性主义的电视剧的不良影响，辨认出其中隐藏着的男权的话语和陈规。

（来源：微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