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广州芭蕾舞蹈团任楠

任楠跳舞将近二十年了。对于这个出生于1987年的男生，“芭蕾”二字几乎占据了他生命中三分之二的年岁。聊起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职业生涯，任楠轻巧的语气中带着某种严肃的态度，透露出一个青年对舞蹈的感性和敬畏。

在平常人眼中，芭蕾高贵、困难而遥不可及，但在任楠的理解中，这恰恰是吸引人们前赴后继的重要原因。

“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他说，“比如手机上的一个游戏，如果你五分钟之内就玩通关，人们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厌倦。但如果一个游戏看起来很简单，却一直玩不过去，它就会变成一个让你日思夜想的游戏。”对于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舞者，芭蕾就是这样的“游戏”，“你对它的了解越来越深，就会觉得它越来越难。”

采写：实习记者  袁钰旻

任楠，1987年出生于陕西，10岁开始接触舞蹈。2006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在校七年间系统接受了芭蕾舞、民间舞、性格舞以及现代舞的学习。现任广州芭蕾舞团资深独舞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在团期间参演的剧目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天鹅湖》、《梁祝》、《堂吉诃德》、《舞姬》、《风雪夜归人》等，曾随团出访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等地，并多次获得国内外舞蹈奖项。

“来一段儿”

90年代后期，已经不流行给孩子报什么奥数班。在大学扩招、经济腾飞、香港回归的时代，“学好数理化”的口号明显失去了吸引力。那段时间，任楠父母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久后，母亲“退居二线”，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中。

那时任楠瘦小，头发很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在母亲朋友的鼓动下，父母将小任楠送去一所艺术培训班学习舞蹈。按照那位朋友的说法，学舞蹈的孩子很少，男孩更少，很容易“学出来”。在任楠父母看来，舞蹈满足了男孩好动的天性，不仅培养了一项艺术特长，还能“增强免疫力”，一举多得。

也许是父母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不信任，也许是任楠的姐姐在报考大学时人山人海的招生场面让他们产生了犹豫，无论如何，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任楠父母关于儿女教育道路的选择。1998年，任楠参加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在西安的招生考试，当自己被“芭科”录取时，这个懵懂的男孩甚至还分不清中国舞和芭蕾舞到底有什么区别。事后想来，他觉得与其说自己选择了芭蕾，不如说“芭蕾选择了我”。

舞蹈学院的第一年，任楠将其形容为“一个很朦胧、很模糊的状态。”严厉的老师，枯燥的训练，重复的生活，看不出和培训班有何不同。时间就这么匆匆过去了，春节将至，当任楠回到家里，亲友围坐一圈，吆喝着让他“来一段儿”时，他却红着脸说自己还“不会跳”。

“那你会什么？”

“劈个叉，下个腰，踢个腿。”

“学这个还犯得着花钱跑去北京学啊？”任楠觉得亲友们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看到父母脸上挂着的尴尬和困惑，这困惑同样出现在自己身上。当任楠在北京冬天冰冷的水里洗着自己的袜子和练功服时，他也曾自问，学了一年，都干嘛了？当他在火车上看到那些学习民族舞和国标舞的同学，在乘客和列车员的瞩目下“说跳就跳”时，他只得静默。此时，他必须说服自己相信舞蹈老师告诉过他的话：芭蕾不是快餐，它是一个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熬出来的艺术。

“大器晚成”

“芭蕾是一个学习周期很长的舞种。”任楠说，舞蹈学院前期的课程内容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化课，就是进行软度等基本功训练，外加一些基本动作组合的学习，这个过程会持续两年甚至更久。

“民族舞在半年内就能形成一些‘舞蹈成品’，但芭蕾舞不行。”换句话说，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芭蕾的表现力是出不来的。

任楠在舞蹈学院的启蒙老师，是一位被孩子们称为“老爷子”的芭蕾舞前辈，叫陈永富。陈永富出身陕北，与任楠算是老乡。在任楠看来，他是一位在“言传”和“身教”两方面都同样严格且要强的老师。他记得，老爷子有次在完成一个“二位中跳”的示范动作之后，不慎拉断了跟腱。但他没有立刻停止，而是冒汗上完了整节课，自己下楼走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他，跟腱已经上蹿到小腿了。

老爷子手术恢复后，依然坚持将这群孩子从一年级带到了七年级。七年间，他不仅给这群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专业以外的东西。”

十几年后某一天，当任楠在后台塞着耳机调整状态时，当他在灯光和掌声中微笑谢幕时，当他在训练中摔肿了膝盖后独自静默时，他可能会回想起刚进入舞蹈学院时候，老师告诉他们的那句话；回想起老爷子跛着腿的身影，那些执着甚至执拗的坚持；回想起巴列什尼科夫，自己的儿时偶像……只有在这些时候，曾经那些朦胧和模糊都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渐清晰的自我认知，“芭蕾一直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我，直到今天。”

任楠也曾设想，如果没有成为芭蕾舞演员，自己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会一直学习文化课，毕业后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拎着包穿梭于地铁间……但就想到这儿了，仅此而已。”

“青春饭”

2006年从学校毕业后，任楠毅然选择离开早已熟悉的北京，怀着期待和好奇南下广州。在这里，他受到了广芭团长张丹丹的赏识，自己也对广芭的舞剧资源很感兴趣，便在此扎下根来。

当任楠第一次在中山纪念堂进行惠民演出时，剧院现场管理的无序和台下观众行为的混乱，让表演者感受不到丝毫尊重。

“观众穿着短裤、拖鞋、汗衫就进来了，小孩哭喊声一片，到处乱跑，保安去拽，舞台下闪光灯不断。” 此外，即使是有消费能力和时间的群体，也不一定会去看芭蕾，“很多人觉得宁可花二三十块钱去吃夜宵，也不愿意看芭蕾舞。”任楠说。

与国内相比，在国外演出经历给任楠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观众通常都是提前半小时到场，静静坐下，仔细阅读演出简介，今天演出的作曲、编导是谁，演出的剧团背景是什么，演员的背景是什么，做完这些功课后，才去欣赏演出。”

“我觉得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的芭蕾舞者去普及吧。”在任楠看来，观众也是需要培养的。广州芭蕾舞团近几年不断进行的惠民演出，并发起“芭蕾进高校”等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批懂得欣赏芭蕾、尊重这种艺术的观众。”

身为舞者的任楠，将在他这一代看到芭蕾出现在更多剧场和国家舞台上。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舞台生涯却在不断缩减。

“舞蹈演员吃的是青春饭。”任楠说，“三十岁之后，我们就要抓紧时间考虑二次择业问题，若没有二次择业，因为身体条件的下降，舞蹈生涯只会越来越不如现在。”

任楠告诉记者，常年的高强度舞蹈训练，已经造成了他膝盖半月板的损伤和积水。按照医生的建议，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再从事任何运动了。

芭蕾舞者将自己最好的年华投入了舞蹈：当别的孩子还在游乐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进行枯燥的训练了；别的孩子假期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已经面临着竞争和比赛了；别的孩子扭伤了脚，无疑会得到家长的悉心照顾，“而我们小时候则是扭了脚练手，扭了手练脖子，只要还能站起来，就一直练。”

任楠曾形容，以芭蕾为业的孩子，都是从枯燥寂寞的学习中成长起来的，相比同龄人，心也比较平静，抗压能力也会好一点。的确，在身为舞者的任楠身上，我看到了那种现在年轻人身上久违的自信和认真。这或许和他的性格有关，但我认为舞蹈同样给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觉得自己以后就算不跳舞，还是会在艺术领域内从事相关工作。”任楠说，“做生不如做熟，这个领域是我最擅长的，也是一个富有活力的东西。”